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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海絲 探尋廣州千年外貿管理史　　如果你是一千、甚至兩千年前來到廣州的一位外貿商人，滿懷欣喜地帶著滿載貨物的海舶入港。站在碼頭上的你，該怎么去辦接下來的手續呢？　　其實并不復雜。作為國際性商貿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就逐步發展起了一系列貿易規則。而廣州作為海絲重鎮，在其中貢獻良多，我們今天仍沿用的許多做法，正是在這里首先出現的。　　漢　　已有早期外貿管理雛形　　通過新石器時期的獨木舟、木槳、有肩有段石器、玉環等遺物我們可以推斷，早在大家比較熟知的漢代海上絲路形成之前，沿海先民們已經展開了相當規模的海上探索，不同人群之間也在進行著活躍的物資交換。但由于社會規模和發展水平的限制，此時的“海貿”應該是較為原始、樸素的。　　漢朝是“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和形成的重要時期，其加強了對貿易的管理。　　比如在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漢置左右侯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于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學者羅晃潮認為，“左右侯官”就是當時設在徐聞的管理海外貿易的漢朝派駐官員，這也可視為中國早期管理對外貿易制度的雛形。而陳夢家等學者研究認為，漢武帝時期管理邊郡貿易的制度還與軍事管理體制有交叉。而到了西漢晚期的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少府海丞”的官職得以設立。少府是九卿之一，掌管山澤租稅，作為其下屬的“海丞”，即“主海稅也”。而到了東漢，主理海外貿易的官員則是由大司農兼任。　　東漢之后，進入三國時期。國人對《三國演義》里魏蜀吳三國爭霸的故事耳熟能詳，對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關羽、張飛等人物的人生際遇也是爛熟于心。相對來說，吳國在小說之中的存在感稍弱，“粉絲”也少得多。不過在真實的歷史中，孫吳對南部的開發，以及在對外交流和拓展中所作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孫吳黃武五年（226年），孫權接受了呂岱的建議，“分交州置廣州”，并任命呂岱為第一任廣州刺史。從此，番禺正式定名為廣州，這也拉開了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序幕，對海外貿易產生了重要影響。　　相信很多人已經通過《三國演義》中赤壁之戰的描述，領略了孫吳水師的厲害。歷史上，由于孫吳位于東南沿海，特別重視發展水上交通，這也是日常管理經營的需要，所謂“以舟楫為輿馬”。此外，由于陸路交通的不暢，孫吳無法與西域各國互通貿易，只能更加著力于開辟東南亞海上貿易。孫吳為此專門設立了負責造船的專官——建安典船校尉，并在今福建福州、浙江平陽、廣東廣州等地建起了造船基地。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學者們的研究，孫吳政權可以建造能容納三千人的“大舡”。至于孫權本人，對于貿易拓展可說相當投入。當時，大秦國（東羅馬帝國）商人到達吳國，孫權也熱情接待。　　進入晉代，廣州等地吸引了大量北方南遷的百姓。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貿易發展之利。據《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的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對外開放貿易的準備階段”，從孫權到南朝的三百多年里，各朝都主張發展海外貿易，比較靈活且開放，“對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在抽取實物稅之后，準許外商在廣州口岸自由貿易。”　　但直到東晉南朝時期，政府還沒有設置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本地的對外貿易由廣州刺史或者南海郡太守監管。由于無專門的法令可循，當中漏洞不少。而隨著海上貿易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日益加深，更加規范、全面的行業規范建設勢在必行。　　唐　　廣州首設市舶使 首位市舶使出自嶺南　　開皇九年（589年），隋朝繼承北齊設置鴻臚寺，“掌蕃客朝會”，專門負責外交事務。五年后，隋在廣州南海鎮建起南海神廟，顯示出對海外邦交貿易的重視。　　繼之而起的唐代，其對外交往之頻繁，外交空間之開拓，開放影響之深遠，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開元、天寶年間，與唐王朝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多達七十多個。　　唐代不僅禮遇來使，允許外國商民在唐貿易定居，資助外國留學生學習中華文化，而且容納外國才智之士參加科舉或在朝為官，《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指出，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唐朝的“開放兼容與對外貿易政策連貫性。”尤為重要的是，唐朝建立起“專職或相關涉外職能機構”，形成“完善的外交、外貿管理體系”。唐朝還專門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規則，比如放寬對海商遺產繼承的限制，給外商發放專門“過所”（通行證）等，使相關領域趨于規范化。　　唐代外交專職機構為鴻臚寺和隸屬于禮部的尚書省主客司，地方上的外交、外貿管理職能主要落實在節鎮（道）和互市監。但在廣州，唐朝開創性地設立了市舶使（院），其主要職責是征收“舶腳”（船舶噸稅）、“收市”（官府專買及實物稅）、“閱貨”（查看貨物）和“籍其名物”（對船、貨、人執行實際監管）等，與近代以來海關監管、征稅、緝私三大職能接近。　　廣州海事博物館里，用了一個廊道的兩側墻面羅列了唐宋時期的廣州市舶使名錄，共74位。雖然仍不是“全名單”，但也可一睹其綿延。這份名單的第一位，是唐開元二年（714年）任職的周慶立。《舊唐書》記載：714年，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市舶使。這是歷代文獻所見最早出現“市舶使”一詞的記載。廣州海事博物館展覽現場（資料圖片）　　史籍可見的第一位市舶使周慶立的相關記載不多。我們只知道他是嶺南望族，昭州首領。714年，他以從四品的十六衛府將領之一——右威衛中郎將的身份出任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系唐玄宗身邊禁衛軍中屢建奇功、最為貼身親軍的高級軍官，可知周慶立深受信任。正因如此，玄宗才會把市舶使的重任交給他。　　唐朝市舶使（院），開創了外貿管理的新局面。此外，唐代廣州除市舶使外，還有“押蕃舶使”“結好使”等職務。　　在唐代之前，管理邊境貿易活動的相關機構尚不能被視為海關。而在唐代，市舶使直接代表國家對外開展貿易活動，可以說，“海關管理”的模式才初現雛形，有人從而將之視為中國海關制度的起源。　　唐為什么選擇在廣州設市舶使?　　與唐王朝往來的國家和地區曾多達七十多個。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什么唐選擇了廣州作為創制外貿管理新制度的實踐之地呢？　　這是因為廣州在海上交通中的地位。由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唐代時“廣州通海夷道”所涉航線空前延伸，總長約14000公里，是8-9世紀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同時，廣州的港務建設在此時也相當完備。當時廣州的港口已有內外港之分，外港主要有今香港新界青山灣的屯門和黃埔南崗廟廟頭村的波羅廟兩地；內港主要分布于當時的廣州的城區內，中外船舶在此停靠、做生意，唐代新興的內港碼頭主要有今中山六路一帶的光塔碼頭、流花湖公園附近的蘭湖碼頭等，光塔碼頭附近還興建了蕃坊，便于外商居住生活。當時經海路而來的外舶，常以廣州作為第一個登陸點和提供港。有文獻稱，9世紀70年代，聚居廣州的外國人達12萬之眾，港區“環寶山積，珍貨輻輳”。僅大歷五年（公元770年）抵廣州港的商船即達4000余艘，每天平均達11艘次。著名海交史學者張星烺甚至認為，當時每年來廣州參加貿易活動的可達80萬人次。當時的對外貿易中心實際上已經南移到嶺南的廣州。黃埔古港古船模型 （攝于粵海關博物館）　　更重要的是，雖然唐代市舶使設于廣州，但其職能范圍卻超出了區域體系，是一個全國性涉外使職。廣州由此確立起全國對外貿易中心的地位。廣州因此強化了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東方首港的地位，也為后世提供了一套可資繼承和借鑒的經管機構和制度。　　宋　　頒我國第一部外貿法“元豐廣州市舶條”　　宋代開寶四年（971年），又在廣州率先設立市舶司，即近代海關的前身，這是主管海外貿易的專職機構。與唐代相比，宋代的廣州市舶貿易在管理層面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一，是“元豐廣州市舶條”的頒布，它被許多研究者認為是我國古代史上第一個專項外貿法規。　　北宋熙寧、元豐時期（1068~1085年），宋朝發動過一場外貿制度改革。“元豐廣州市舶條”即頒布于這一時期的元豐三年（1080年）。它完整的條文今已不可見，但從散于各處的記錄中仍可梳理出其主要的面貌。它規定：只有廣州、明州（今寧波）、杭州能放行外貿商船；所有前往東南亞及其以西地區（南蕃）的商船均由廣州市舶司放行；外貿商船返回時，必須先到原放行市舶司納稅貿易；各市舶司負責管理各貿易區域內的外國朝貢船舶、貢使及其活動；各國的進貢物品不再運送京師，一律就地變賣；兩廣沿海前往海南島的船只必須向廣州市舶司申領出海憑證……　　雖然冠以“廣州”二字，但“元豐廣州市舶條”不局限于廣州一地執行，而是通用于全國的一部法規。它規定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均由廣州市舶司掌管，而且舶貨中經濟價值最高的香藥、犀牙等全部屬于廣州市舶司的經營范圍。從中也可以看出，宋朝加強外貿管理的主要工具就是廣州市舶司。“元豐廣州市舶條”雖然運行時間不長，但之后歷朝歷代的外貿政策都或多或少受其影響。因此，它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古代外貿管理制度又一個發展階段的開始。　　在廣州市舶司運行有效之后，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將市舶司陸續推行至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松江）等地，使市舶司制度成為常例。在徽宗朝（1101~1125年）初期，確立了由朝廷直接派遣專職官主管市舶司，市舶司成為完整意義上的中央直屬機構。因此，廣州市舶司在中國海關歷史上的地位，可謂獨一無二。　　元初在廣東設置市舶提舉司。元仁宗時（1285—1320年），設泉州、廣州、慶元（今寧波）三處市舶提舉司。明代在沿海各處設立市舶提舉司，明嘉靖二年（1523年），因“爭貢之役”，僅保留廣州一處，廣州便在一段時間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　　清　　設粵海關 頒首部海關稅則　　清王朝建立初期， 嚴格實行“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開海貿易”。次年決定在廣東的廣州、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廈門分別設立粵海關、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的處所。這是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的開始，從此，中國管理港口海外貿易的職能由海關取代。　　粵海關的運作以兩廣總督或廣東巡撫為中心。與其他海關不同，粵海關專設海關監督統管海關全部事務。粵海關監督的全稱是“欽命督理廣東沿海等處貿易稅務戶部分司”，充任者多為內務府官員。首任監督設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止，共有94人出任，首任監督為此前的市舶官員——吏部郎中宜爾格圖。　　從市舶制度發展到粵海關制度， 顯然是歷史的進步。廣州由于地扼海上交通要道，加之毗鄰當時國際貿易運輸站澳門，成為最重要的貿易港口，收入為各關之冠，是最重要的海關。管轄范圍沿著綿延數千里的海岸線，下設總口7處，分設了75個子口（類似現今的隸屬關），遍及廣東沿海。　　清代的外貿管理包括四個環節：粵海關負責征收關稅并管理行商，十三行經營對外貿易并管理外商和外船，黃埔作為商船停泊的港口， 澳門作為來粵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每個環節都有一套管理制度而又互相聯系。這就是“廣州商業制度”。黃埔古港碼頭遺址（資料圖片）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楨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討后決定，發布《分別住行貨稅》文告，分“住”“行”兩種貨稅，即內貿稅與外貿稅；并將參加貿易的商行分為從事國內沿海貿易的“金絲行”和從事國外貿易的“洋貨行”兩大類，清代廣東洋行制度即從此開始。洋貨行即十三行。粵海關模型 （攝于粵海關博物館）　　粵海關還具有對外交涉、海防及內外防范等多種職能。學者黃利平指出，在虎門等地設立的規模龐大的炮臺群和配屬的水師，實際一度承擔著粵海關武裝的特殊職能。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式頒布了欽定粵海關稅則，經多次修訂，至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才固定下來。《粵海關稅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關稅則。十三行經營陶瓷的行商 （攝于粵海關博物館）　　粵海關作為近代中國海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管理架構和制度建設對于整個中國海關歷史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其一度成為中國海關的代名詞。　　從唐開元二年（714年）出現市舶使，到宋代開寶四年（971年）在廣州首次設立市舶司，再到1685年近代海關的誕生，廣州口岸不僅是市舶制度的起源地，更是一系列市舶制度和歷代海外貿易管理改革發展的發生地，并且從唐代至清一直開放，充分證明了廣州在古代中國海外貿易中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